您的位置 首页 军事

消失的左肾:答案在身上,开腹是唯一选择

   2004年,在一次常规的B超检查中,15岁周福斌的左肾“未探及回声”。此后,周福斌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也随着左肾的“消失”彻底改变,他们怀疑,肾脏在早年的一次手术中被“偷”,十六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答案。

 2004年,在一次常规的B超检查中,15岁周福斌的左肾“未探及回声”。此后,周福斌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也随着左肾的“消失”彻底改变,他们怀疑,肾脏在早年的一次手术中被“偷”,十六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答案。

虽然周福斌因“找肾”陷入官司,耽误了学业,但他曾认为“少一个肾没什么大不了”。直到谈婚论嫁时,女方父母以“男人少个肾就是不健全的人”为由回绝了婚事,他才开始意识到了旁人对他的偏见和歧视。

有几年,他为此沮丧失眠、偷偷流泪,和朋友发火、不敢投入新的恋情。但听得多了,周福斌学会自我开解,“我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说话打击人,那我就穿个铠甲出门。”

真正让周福斌担心的是母亲。这些年,妈妈不断上访,先后被劳教、拘留,如今涉嫌寻衅滋事被判刑两年。

看到被告席上的母亲头发全白了,周福斌想要快速结束这一切。开腹验肾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左肾是缺失还是萎缩,答案就在我身上”。

2020年12月底,周福斌觉得腰酸背痛,到医院检查

消失的左肾

2020年岁末,在连续几日奔波劳碌,腰部酸痛难忍的情况下,31岁的周福斌决定去医院检查,骨科医生看片子时,他小心求证腰疼与肾脏无关后才放心。

十六年前发现左肾缺失后,去医院拍片就成了周福斌熟悉的场景。最初是为了寻找“丢肾”的原因,最近几年,他都会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去做检查,确认仅剩的一个肾是否健康。

1989年,周福斌在福建的外婆家出生,妈妈吴碧粒擅长裁缝手艺,带了很多学徒,父母每月能赚两三千,在当地算是条件不错的家庭。

1997年,父母带着8岁的周福斌回到江西省贵溪市的老家读书。那年一月,周福斌在街道上玩耍时,被装沙的农用小四轮车撞到,腹部被车轮压伤。因伤情严重,他被送到贵溪市人民医院救治。入院的CT报告显示,周福斌左下肺挫伤,右侧胸腔积血,脾破裂,并注明双肾形态、密度属正常。医院当天就进行了手术, 44天后周福斌顺利出院。

在父母精心照料下,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后来也很少生病,那场车祸也随着周福斌长大,变成一件旧事。他记忆里,自己的童年过得“阳光自信”,他自认为比身边其他孩子幸福满足。直到15岁的一次体检,改变了一切。

2004年,15岁的周福斌上初二,那年开始,他学习成绩突然下降,精力很难集中。他将这些问题归结于生活的变故,那年,常年照顾他的母亲去了福“单肾,就是后天手术切除。

周福斌只在儿时出车祸时做过手术,当时也并没检查出肾有损伤。回家后,妈妈翻出七年前的片子,入院CT报告上明确写着:双肾形态、密度属正常。他听父亲说,当年出院前,父母曾要求医院为他做全身检查,最后医生只给他拍了胸片,而这个胸片并没有拍到左肾的位置。发现左肾情况异常后,周福斌和父母又一起去此前手术的贵溪市人民医院拍了CT,结果显示“左肾缺如”。医生解释,“缺如”就是“没有”。

全家人陷入不解,手术前还有的左肾是怎么消失的?那之后,周福斌的父母找理由复印出早年病例,带着这些材料去贵溪市法院立案,父母认为,是贵溪人民医院手术中“偷”了他的肾。

周福斌听父母说,贵溪市法院最初并不受理,而是以属医疗纠纷为由让他们找医院解决。之后,贵溪市卫生局参与处理,给出“左肾萎缩,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因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他们在2005年5月先后到上海瑞金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仍是“左肾缺如”。

当年,初中年纪的周福斌还没意识到少一个肾意味着什么,只是懵懂地跟着父母一起往返于各地医院做检查,生活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直到一天放学回家,父亲告诉他母亲和哥哥被拘留了。

那是2005年6月,父母和几个亲戚去找医院讨要说法,双方发生冲突,医院报了警。妈妈、堂哥和两个表哥被拘留了15天还交了罚款。

很多年以后,周福斌才从爸爸口中得知,为了立案,父母吃了很多苦。2005年拘留事件后,父母四处奔走求助时,遇到了江西电视台退休的老记者胡伦逵。热心的胡伦逵前往周福斌的老家了解情况,还帮他们写了一份报告。

       父母去贵溪市政府守了几天,终于将报告交给市委书记,几天后,法院对周福斌诉贵溪人民医院手术失肾一案以民事纠纷立案。

车祸入院时拍下的CT可见双肾都在

没有结论的鉴定

16岁到20岁,周福斌是在官司中度过的。从2005年至2009年,他和贵溪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案开庭四次,周福斌前后总共做了十几次的检查和鉴定。

检查和鉴定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有的认为周福斌左肾较小或萎缩,有的认为“左肾缺如”。

为了配合做检查和打官司,周福斌经常要向学校请假。他家离贵溪市40公里,离南昌市200公里。他记得,每次都是爸爸骑着摩托载着他和妈妈去贵溪,再乘最近一班火车去南昌,争取当天往返。一次,摩托车半路坏掉,三个人只能推着车前进,晚上十点才到家。第二天,周福斌一早又赶回学校上课。

周福斌记忆里,最为混乱的一次开庭是2008年在鹰潭市中院进行的二审。当时,周福斌的代理人出庭,要求鉴定机构的专家在CT上找出那个萎缩后3.2厘米长、0.9厘米宽、0.7厘米厚的左肾。周福斌回忆,他当庭也要求专家进行测量但被法警制止,之后专家被带离法庭,庭审在混乱中仓促结束。

鹰潭市中院终审判决认定,多家鉴定机构鉴定结果,不能确定周福斌左肾缺如还是萎缩,根据公平原则,贵溪市人民医院一次性补偿周福斌经济损失15万元。

终审判决后,因左肾为何“消失”仍没有结论,周福斌父母不服判决上诉到江西省高院,2009年12月,再审申请被驳回。此后,周福斌的母亲开始上访。

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周福斌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多年之后,周福斌走上社会,才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丢肾”这个事怎样影响了自己的人生。从初二下学期开始,他随着父母往返各地,耽误了学业,成绩下滑,初三时从尖子班退到普通班,最终没能考上贵溪市一中,他就不愿意继续读书了。

周福斌总会想,如果没有发现自己少一个肾,他也能平平稳稳地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有时,他希望后来的经历是一场梦,梦醒时,他还在小学课堂上。那时,“一切还充满希望”。

周福斌工作照

“不健全”的男人

初中毕业后,周福斌先是投奔亲戚做小生意,之后去浙江义乌给一个做水电工的亲戚当学徒,出师后和几个朋友搭伙承接水电安装的业务。

如今年过8旬的记者胡伦逵记得,他早年采访此事时曾问过周福斌长大后的志向,“他说长大了想开火车、开飞机”。看到在外打工的周福斌,胡伦逵很感慨,“肾丢了,毁了一生”。

对于缺失左肾的影响,周福斌是一点点察觉到的。一开始,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不知是心理原因还是生理的原因,会感觉右肾一侧偶尔酸痛。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会主动上网搜索有关肾脏的知识,“很多人有误解,一个肾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他认为自己身体一直很健康,和同龄人没什么差别。

19岁时,周福斌回乡赶上征兵,因为曾经的当兵梦,他参加了体检,但最终没能过关。

事实上,缺失左肾的影响早已远超周福斌的预想。在农村,消息总是传得很快,加之母亲吴碧粒常年上访,“八岁男童丢肾”的事整个镇子甚至贵溪市的人都有所耳闻,只是不一定知道“丢肾”的人就是周福斌。

邻村的赵明比周福斌年长几岁,他十几年前就经常听村里人讲起这个事。在义乌打工期间,赵明和同乡的男人们在一起喝酒,酒桌上不免聊起“肾不好影响性生活”的话题,后来有人告诉赵明,一同干活儿的周福斌就是当年“丢肾”的那个人。

赵明说,当着周福斌的面,老乡、朋友很少会提起“肾”的话题。赵明坦言,周围的朋友不太会给周福斌介绍对象,即使介绍也不会介绍老家的人,“他的事情老家很多人都知道,不会愿意的”。

周福斌的感情的确因为少肾遭受过打击。2014年下半年,25岁的周福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堂哥隔村的朋友看他收入还不错,就介绍自己的堂妹给他认识。周福斌和女孩在网上聊了一两个月,见过后彼此也都比较满意。过年时,周福斌家请了堂哥和同村的叔叔作媒人,去女方家说亲。他嘱咐堂哥要告诉女方自己少了一个肾的事情。

堂哥并没按照周福斌的要求向女方说明少肾的事情,他深知,这事在农村很影响婚事,“自己的弟弟,身体也健康,不想特意说他的不好。如果说了,可能会成不了。”

后来,女方父母还是打听到周福斌少肾的事情,他们跟媒人直说,“男人少个肾就是不健全的人,可能中年就走了,对女儿没保障”。周福斌记得,媒人带话回来后,母亲当场哭了。那之后,母亲又开始上访,一年比一年频繁。

婚事没成,周福斌觉得“脸丢大了”,他把女孩的联系方式删掉,从此再无联系。

之后的两三年,周福斌变得颓废敏感,“我很介意‘男人少个肾就是不健全的’这句话,总觉得自己是个不健全的人”。他不再主动招揽生意,白天有活找来就做;晚上一个人时,他常常失眠,难受得流泪。好朋友一起喝酒,劝他说,“喝酒伤肾,少喝点”,他会突然发起脾气。

看着周福斌受到打击后颓废的样子,堂哥对他心怀愧疚,经常陪他聊天到很晚。遇到合适的女孩,堂哥还是会操心帮他介绍,但周福斌总是推拖着不见。

后来,周福斌在义乌曾谈过一个女友,两人已经共同生活。有了之前的经历,周福斌没有和女友坦白,总是担心女友知道实情后会是一样的结局,检查少肾的CT报告也被他藏在房间里。后来女友觉得周福斌感情不够投入,两人最后还是分了手。

周福斌有时会想,如果自始不知道自己少了个肾,他也不需要纠结如何向女友坦白问题,“如果双方刚认识,我见面就说自己少了个肾,那这辈子只能单身了”。

最近几年,周福斌开始积极生活锻炼身体,图为他参加户外活动的照片

我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2017年,周福斌到了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看到周围的同学娶妻生子,混得好的买房子、买宝马,他觉得自己不能这么颓废下去,“肾又不是我卖了,错不在我,我也是无辜的,没有什么不好面对的。”

他也想明白了:人生还很长,如果自己勤快些,多赚些钱,事业方面做得好一点,父母也能开心一点。他开始看一些励志的书,尝试爬山玩儿户外,体验摩托骑行。他慢慢觉得“人活着还挺有意思的”。

29岁那年,周福斌看了一部名叫《奇迹男孩》的电影。电影中的男孩因出生后脸部畸形从小受人歧视,“我和他一样也被歧视,他是外在的,我是内在的,他比我更惨”。从电影院出来他发了朋友圈:看完找到太多共鸣,你不需要“比别人好”,你本来就与众不同,与自己心中的“恶魔”作斗争,善良、真诚何尝不是一种自爱。

即使现在,周福斌还会经常感受到偏见,但他的态度已经变得积极许多。前几天,几个大姐聊起他少肾的事说“男人少肾体力肯定要差一些”。一个大姐当面问他,“拿掉个肾,人怎么活呢?”周福斌反问,“你看得出我现在少一个肾吗?”村里一个长辈担心他很难娶到老婆,周福斌笑说,“你小看我”。周福斌不再回避,“我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说的话打击人,那我就穿个铠甲出门。”

周福斌想把更多精力放在家人身上,妈妈从不会给他讲述多年上访的经历,他只好在网上搜索“上访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最近才从母亲的朋友那里得知,妈妈在北京,有时租住在十元一晚的地下室床铺,有时在桥下打地铺,睡在信访局门口排队。

从2017年开始,他经常打电话劝上访的母亲回家,看母亲上访多年也没有答案,他希望母亲不要继续奔走,“况且我自己也能弄”。

过年回家,周福斌会安慰母亲,称自己赚到了钱,虽然没结婚,但日子不错。他还会劝妈妈在家给哥带小孩。但每次母亲都以同样的问话终结话题,“要不你先把老婆讨回来,我就在家安安心心带孙子。”

母亲吴碧粒每次出门,周福斌心里都特别害怕和担心,他极力劝导妈妈别再为这事情奔走,还是没能说服她。

2018年提交的开腹申请书

申请开腹验肾

为了不让妈妈太辛苦,从2017 起,周福斌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权。在退休老记者胡伦逵的帮助下,他给最高法、最高检、各级监察委员会、中央督导组等递交材料。

“丢肾”十几年,始终没有明确答案,周福斌也难免心烦,胡伦逵印象里,“周福斌曾经冲动的做过蠢事”。17年上半年,周福斌和母亲去鹰潭市检察院提起抗诉,检务大厅接待的人对母亲态度很差,言语中有些不尊重。后来,周福斌拎了一桶黑漆把检察院检务大厅的牌子泼成了黑色。周福斌没有离开,后被带到了公安局,第二天,公安局局长查到他没有犯罪记录,也求证了他确实有个上访多年的案子,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上访多年,周福斌明白,了结这桩案子的关键还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搞清“丢肾”的真相。早在2007年2月,周福斌一家就看到了尘肺病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新闻,有了先例,父母也提交过开腹验肾的申请,但一直没收到答复。

在2007年10月,西南政法大学的鉴定意见也提出,确定左肾是手术切除的还是外伤后萎缩的,最终的方法是手术探查。但专家也指出,此法为创伤性、非常规性检查,有违医疗宗旨,故不主张做,也不受理此类鉴定委托。

2018年,为了在贵溪市法院重新立案,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周福斌随起诉书提交了开腹验肾的申请书。周福斌想得清楚,“我妈妈为了这桩事情,上访了那么多年,我也希望能早点解决。” 但始终,开腹验肾的事情没有顺利推进下去。

去年,母亲因上访被判刑,再次唤起周福斌开腹验肾的决心。2020年春节前,母亲在北京边打工边奔走信访,周福斌帮母亲定好了1月15日回乡的车票,并计划凌晨三点在鹰潭火车站接她回家。那天,周福斌看到母亲走出车站闸机,他伸手去接母亲的行李箱时,几个人就把妈妈带走了。他一问才知道对方是民警。之后,吴碧粒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020年10月,贵溪市法院认定,吴碧粒上访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判刑两年。

自去年与母亲车站一别,周福斌只在庭审时通过屏幕见过妈妈一次,妈妈似乎一下变老了,“头发全白了”。

想到母亲还在看守所,周福斌想尽快了结“丢肾”的案子,让全家回归平静安稳的生活。虽然一直坚信左肾是被摘除的,但周福斌和家人也做好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哪怕真是萎缩,我会认命”。周福斌说,如果鉴定结果为肾萎缩,他愿意退回贵溪人民医院15万元补偿并赔礼道歉、停访息诉。

开腹验肾成了周福斌最后的选择,“答案就在我身上。”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小米资讯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xminews.com/106574.html

作者: admin

为您推荐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13000001211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email@wangzhan.com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