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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当护工给自己攒一笔养老钱

   当一个人老到开始折腾别人,通常就是到了时候。养老院里的人都这样说。201的老孙最后就是这个光景。

 当一个人老到开始折腾别人,通常就是到了时候。养老院里的人都这样说。201的老孙最后就是这个光景。

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老孙又拖着萎缩的双腿从木板床上爬了下来,嘴里喊着胡话。他不小心磕到旁边的床头柜,眼角带出一片淤青。

老孙86岁了,一个星期前发了一次烧,医生来吊过药水后,症状消了,人却好像更糊涂了。他常撑着双手往地下爬,念叨着“我要去找我老伴”。他的老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护工刘志会熟练地将老孙抱回到床上,给他上了点药,让他别再说胡话了。

老孙是被儿子送进养老院的,在这儿住了将近一年。他曾是抗美援朝老兵,退伍后进入一家国营厂,以干部身份退休。老孙在部队里伤了半月板,年纪渐大,愈发不愿意下床走路,最终因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失去了行动能力。他一直有便秘的毛病,长期卧床后更加严重,十来天才解一次大便,严重时需要人帮忙用手抠。

“很难搞,真的很难搞。”老孙的独子现在还记得,父亲房子里,黄褐色的粪便抹在床铺和墙壁上,用过的碗筷堆在水槽里,还能看到老鼠和蟑螂。他也60岁了,实在没精力,送父亲去养老院成了最好的选择。

老街坊老年公寓每月收费2100元,离他居住的小区极近,过条马路就到了。得空了,他提着做好的饭菜和刚打好的果汁去看一看父亲,给护工刘志会塞上200块钱,劳他们多费心。接到父亲出事的电话时,他正在外地和老同学一起旅行。

那几天,院长交待刘志会,老孙这些天有些反常,要经常去看看他。走廊的监控显示,事故当天,从凌晨两点开始,刘志会几乎没有休息过,在二楼的各个房间进进出出,安抚夜间吵闹的老人们。

刘志会马上70岁,比老孙早来老年公寓十几天。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做过胆囊切除手术,眼睛也不大好,前两年检查出青光眼,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只能模糊视物。他想在自己还能动弹的时候,攒一笔养老钱。

2019年夏天,刘志会听人介绍,市区的一家养老院在招24小时护工,包吃住,每天伺候老人吃饭、穿衣、洗漱,帮不能自理的老人翻身、清理大小便,每月工资大约3000元。在一个平均工资为5000多元的小城市,这大概是一位70岁老人能获得的最好工作,毕竟连环卫工都要求年龄尽量在65岁以下。

刘志会虽然年纪大了点,力气还剩了不少。院长对他挺满意,“老刘能干得动咧,力气大,抱老人去洗澡、翻身,都能干。”他脾气急,嗓门大,不过做事还算细致。201的老孙总把床铺弄得到处是粪便,他不厌其烦换了一遍又一遍,将老孙指甲缝里不小心沾到的粪便也刷得干干净净。

2020年9月26日,上午10点42分,老孙又试图从床上爬下来,几乎一宿没睡的刘志会路过房间看到了,指着他说,“你要是再说胡话,我就把你拴起来。”他确实这样做了。

刘志会拿起桌上一条3米左右的绳子,红色的,通常用来拉横幅。他早上刚用过这条绳子,将坐不住的老孙固定在轮椅上,给他整理床铺。刘志会熟练地将绳子左右两端拴在床边的护栏,绕过老孙的腋下和胸部,将他固定在床上。

10点52分和11点21分,刘志会两次回到房间查看老孙的情况,没有异常,老人安静地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三楼有位老太太将屎尿拉在了裤子里,刘志会上去帮忙。第三次回房查看老孙已是中午12点22分,中间隔了一个小时。

老孙已经瘫坐在床沿,双手在半空中挥舞挣扎,那根红色布条上滑到他的颈部。

刘志会赶紧上前解开绳子,将老孙抱回床上,老孙的眼珠往上翻。刘志会后来在刑侦口供里说,“当时我很慌张,就用手将他的眼睛给闭上了,然后就出去喊人。人来了后,发现人已经死亡了。”法医后来鉴定,老孙的死因是“颈部受压引起机械性窒息死亡”。

一楼的烧饭阿姨还记得刘志会被逮捕那天,几辆警车全挤在对面洗车场的空位上。周围小区的邻居和没活的快递员散在四周看热闹。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40来岁的中年女士,是刘志会的女儿,接了院长的电话后,急匆匆赶过来,在老刘坐上警车时,突然放声大哭,像个小孩子。

攒一笔养老钱

养老院的人只模糊知道,刘志会有两个孩子。但孩子做什么工作,跟他关系如何,一概不知。虽然和刘志会共事了将近一年,护工老陈对他也称不上了解。他们没时间聊天,每天就是闷头做事。老陈说,他心地蛮好,总体而言是个蛮好的人。

老陈就是事发当天,找刘志会帮忙一块清理老人屎尿的那位护工。她今年75岁,皱纹和老人斑沿着岁月爬满了她的脸庞。

老陈矮小瘦弱,很难独自抱起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而刘志会力气大,总是乐意顺手帮她一把,两人各搂一只胳膊,将老人搬上轮椅。刘志会个性蛮开朗,爱开玩笑,经常打趣一楼的烧饭阿姨盐放多了。那是一天中难得的轻松时刻。“老刘那件事”过去一年多了,烧饭阿姨至今还记得他的笑声,短促的,“哈哈”几声叠在一起,很宏亮。

有人告诉警察,刘志会对不听话的老人大吼。老陈觉得这么说有点冤,有时不吼真的不行,“老了老了都变小孩。”半个小时前,老陈刚跟一位80来岁的老人进行了一场拉锯战。6月梅雨季刚来,老人嫌热,在房间里脱得光溜溜的。老陈劝说了一阵,无果,又提高声音数落了几句,最后只能放弃,双手捏着老人刚用过的塑料便桶出门清洗。那味道令人几欲作呕。老陈皱着眉头,“脏!这工作就是脏!”

如果不是为了攒一笔养老钱,谁也不想在70多岁时成为一名护工。两年前老伴病逝,老陈就来了这里。她没读过书,前不久刚凭借药盒上贴的标签学会“早、中、晚”三个字,年轻时纯靠一把力气种地养大了两个儿子。儿子们如今都在江苏打工,也曾劝她别干了,回家养老,她没听。

老陈有自己的顾虑,“儿子叫你去,你到哪个家?”她不愿意再说下去。何况儿子们还要操心下一代的事,她的几个孙子都20多岁了,“男伢子都要结婚买房对吧?你自己不劳动没有钱,还要管儿子儿媳要钱呢,他们能给多少?”

老陈每月只能领100来块养老金,“100块能干啥?到超市买买纸,买买米就没了。”

有学者研究统计,城市老年人生活来源依靠养老金的比例是71.93%,农村老人的比例仅为17.22%。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吴心越曾在自己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写道,“这些制度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养老院出现60多岁农村老年人照顾70、80多岁的城市老年人这一吊诡的情景。”

老陈和刘志会算是同乡,都是附近当涂县人。当涂县到马鞍山市区的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但中间隔着一条长江支流,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困守在村落,务农为生,五六月收小麦,紧接着就开始种玉米和油菜。后来,马鞍山大桥连接起农村和城市,6月一收完麦子,难得的两三个月农闲时间,刘志会就进城打个短工。

十几年前,他到了北京,在工地搬砖、摆摊卖早餐。年纪慢慢大了,城市不要他了,他只能再度回到家乡,帮儿子刘帅带孩子,也在种地,但土地的收入不过能维持日常开支。等孙子长大到能上幼儿园的岁数,刘志会便计划着重新找一份工作。

刘帅猜测,父亲外出做护工或许是因为愧疚,不好意思要求两个孩子给他养老。“他对我们的家庭是有伤害的。”刘帅说。二十多年前,刘志会跟隔壁村一个女人好上了,为此刘帅的母亲和他离了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但刘志会的第二段感情没能长久持续下去,很快又搬回了自家建的平房里。

衰老给刘志会带来的问题无法只靠种地解决。他偶尔会给刘帅打电话,仅有的几次联系里,他跟儿子说“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或是“心脏不舒服”,上医院得花钱,只能向刘帅求助。“反正每次打电话,都没什么好事。”刘帅沉默了一会,“我们帮他也是有限度的。”

某种程度上,老街坊老年公寓像是一个收容所,收容了老陈和刘志会这样无处可依的老人,也收容走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老人,他们要么是生了麻烦的疾病,要么子女忙不过来,也有孤寡老人,社区排查时发现了送过来,起因或许有不同,最后的归宿倒是一致。

养老公寓的走廊

老年公寓朝向不佳,上了二楼和三楼,走廊昏暗,各个房间只有一点模糊的光线,于是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老人们都陷在晦暗的世界里,无事可做。有陌生人走过,他们也懒得抬眼,沉默得像墙壁上的装饰画。走廊的转角燃着檀香,但依然很难祛除一种复杂的气味,那是老人身上因代谢变慢,散发出的皮屑和油脂的味道;还有即便勤快打扫,依然无法完全清理干净的尿液和粪便的混合气味;以及各种药剂的味道,包括治疗帕金森症的药片、控制糖尿病的冲剂和人手必备的降压药。

刘志会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专门负责二楼老人的生活起居,老陈负责三楼。老陈就住在三楼左手边的第一间房,同屋的室友是位82岁的得了帕金森症的老人。此时,老人正缓慢地,一点点拖着步子往外走,老陈好气又好笑地问她,“你要去哪诶?”老陈说,老人总是往外跑,但没人知道她到底想去哪。

老年公寓目前一共住着16位老人,如果完全住满,这里大约能容纳30余位老人。老陈和刘志会每人大约要负责照顾十位老人。院长有时也参与照料工作,70岁的哑巴杂工负责打扫卫生,给每位老人送热水,有时也会帮忙搬动不能自理的老人。实在忙不过来,院长会请自己的亲戚做一阵子白班护工,但大部分工作还是落在刘志会和老陈身上。

每天凌晨三点,两人轮流值班,起床熬上小米粥,拌好养老院自己腌的黄瓜条。五点,老人们逐渐醒来,两人给每个房间的脸盆灌上热水,能自理的老人便自己擦脸、洗漱,不能自理的就等着刘志会或老陈帮忙换上新尿布。

吃过早饭,刘志会把一些老人抱到轮椅上,推到三楼阳台晒太阳。而他要打扫各个房间,整理被褥、清洗老人弄脏的衣服和床单,一直干到中午11点,开始给不能动的老人喂午饭。下午3点,他要再一次给老人擦身、换尿布。晚上也不得空闲,刘志会住在二楼的一张空床位上,夜间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起床查房。

日复一日,他原本就要这样安度自己的晚年。

老街坊养老公寓内部

别无选择

送父亲进老街坊之前,老孙的儿子在马鞍山考察了好几家养老院,大部分收费2000元左右,其中有家高档养老院,每月收费是7000元,环境不错,有绿树环绕。孙斌考虑了一下,觉得父亲不能动了,再好的景色和公共空间对他都没太大意义,“他只是需要一张床位,再有人帮他解决一下排泄问题,其实就够了。”

在一个四线小城,维持老人的基本生存,是大部分家庭的选择。而这样的需求,注定大部分养老院只能招价格低廉的护工。“有年轻人到养老院吗?”55岁的赵英莲反问。她是老街坊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微胖,烫一头短短的棕黄色卷发,神情总有些倦怠和厌烦。

赵英莲想过涨价,每张床位多收几百块,就能多请两个护工,照看老人能更及时。然而跟老人们的子女一提,基本没人同意,“你要知道,只有老的给小的花钱,没见过多少小的给老的花钱。”她的脸上露出洞悉一切的表情。

赵英莲之前就遇过一起纠纷,2018年,一位因脑梗不能自理的老人被送进来,费用是每月1600元。三个月后,老人被儿子发现身上有褥疮,其中多处溃烂深至肌肉,接回家过了半个多月就去世了。在那起事故中,老人的儿子要求赔偿30万。而这次,老孙的儿子在民事诉讼中提出90多万的赔偿金额。

谈起赔偿,赵英莲愤怒地拍桌子,“要判了(输),我就把这个养老院赔给他!我其他要求都不提,就让他自己来干一年,看看他能不能撑下来!”说完,她又捋了一把额前的卷发,一下颓丧下去。

马鞍山从事养老行业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这起事故。离老街坊老年公寓将近一公里距离的一处小区,有另一家老年公寓,院长叫祝可枝,58岁。41岁那年,祝可枝所在的粮站改制,她下岗了,起初是在家里支了两张铺位,照料各家不能动弹的老人,收几张票子。后来越做越大,两张铺位成了一栋三层楼高的养老院。

祝可枝有些同情老街坊的遭遇,她没遇过类似的纠纷,但遇上了好像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祝可枝同样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她有时会和其他养老院的院长一同参加民政局召开的会议,大家一交流发现,“都没有年轻护工。”

祝可枝的养老院只有三位护工,最年轻的是56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每人管一层楼,一层就有十来位老人。

祝可枝说,民政局对他们的要求是每三位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要配备一位护工,每十位健康能自理的老人配备一位护工。在她看来,这项要求完全不可能实现。

她的养老院收费也在2000元左右,但她摊开那本黑色封皮的账本,上面记着每一位老人的床位费,费用几乎全部低于这个数额,大多在1500元左右。养老院里,不能自理的老人收费通常会高于2000元,因为需要护工额外照顾。基本能自理的老人,收费也会相应降低。“很多老人洗澡、换尿布都要护工帮忙,但他们子女就坚持说能完全自理。”大多数时候,还没法拒绝,“人家还价你不收,他就到别的地方,别人1000多就收了。”

祝可枝每次参加会议,总会听到一家高档养老机构的院长介绍自家机构医养结合,设施完备齐全,光护工就有十几个。相对的,这家养老机构的费用也翻了一倍多。祝可枝一点也不信那位院长说的话,“你听人家讲她有多少多少老人,都是假的。我就跟你讲,子女哪愿意把钱给你的,他们就愿意交最少的钱,要吃得好,住得好,还要你照顾得好。”前段时间,祝可枝就听说那位高档养老机构的院长要转让养老院了,因为入住率太低,空置率过高,收入压根覆盖不了开支。

郑州一家养老院里的90后护工,每天早会,大家会把老人身体、心理的变化等互相告知,方便护理。图/CFP

不止是马鞍山,大约是十年前,三四线城市的地方媒体开始报道,各家养老院招不到年轻护工,一群老人伺候另一群老人的现象颇为常见。这些老年护工年轻时几乎都是农民,或靠打工为生,没有太多知识,也没接受过专业的护理培训。

没有别的选择,老人们只能接受这一切。72岁的老柳两年前得了脑梗,幸亏抢救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他头发全白了,但1米8的个子没有缩水,乐呵呵地用儿子给买的苹果手机一遍遍公放歌曲《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

老柳的儿子在南京工作,在他的讲述里,儿子出息,每月能挣2、3万。要是问老柳为什么不搬去跟儿子一块住,他会呵呵一笑,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故事的主角是老柳一位30年的老邻居,“(他)有一天跟我说,老柳啊,我家买了一个大房子,祖孙三代要住一起去了。过了两个多月,又回来了,头一句话就说,处处让着小的,都没得办法搞,三代人搞不到一起。第二句话说幸好旧房子没卖,卖了就没得退路了。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心里想我也不要跟孩子住一起。”

老柳是马鞍山钢铁集团旗下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每月领3000元退休工资。得过脑梗后,他想找人照顾自己,但养不起保姆,只能去养老院了。老柳自己考察了一圈,挑中了祝可枝开的养老院,每月交1900元的床位费,收拾好家里的衣衫被褥,带上药就搬了进来。

“家庭也好,社会也好,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故事讲完,老柳笑眯眯地下了个总结。

老街坊养老公寓的公共区域

沉默的角落

今年四月,刘帅在庭审现场见到了刘志会,这是事发后他第一次见到父亲。

刘志会在看守所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他比之前瘦了些,但精神还好。开庭前他好像往旁听席看了一眼,刘帅没看真切。庭上,刘志会被控过失致人死亡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

养老院里接替刘志会的是新来的陶护工,55岁,干了不到半年,已经在计划辞职,“工资太低了。”她怀念之前在广州当护工,那儿的养老院条件好,每个老人都拥有一个单间,带独立卫浴,而不是放在床头的简易塑料便桶。工资也高,她一个月能拿4500元。她的年纪在广州的护工里是最大的,回到马鞍山,她又成了最年轻的。

陶护工还没考虑过自己的晚年生活。48岁的时候,她和丈夫拿出了所有积蓄,给儿子凑够了彩礼钱。前年,她把孙女带到了3岁,才有空闲外出做护工挣钱,但挣的工资得先紧着小的,“孙女马上就要上学了。”她不认识这儿的前护工刘志会,也不关心发生在他身上的这起悲剧。

家属赠送的锦旗

老陈也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农村老家,可能会在老屋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老陈不害怕死亡,但在养老院里看多了不能动弹的老人,她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了那副样子:整天躺着,不能自由走动,每天仅存的任务就是等着护工喂熬得稀烂的食物。每天的休息时间,她总会绕着一楼大厅,多走两圈,“要多锻炼,身体能动才是好。”

老陈说自己绝对不想活到90岁,因为那大概率是一个多病的年纪,只能躺在床上。她不愿住养老院,可真到了不能动的时候,她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只能看儿子的良心。”对活到80来岁,她也没多大兴趣,“得看看,看看还能不能动。”

养老院里离别是常态,有老人离开,就有老人重新聚集在这里。祝可枝的养老院里也有两个70多岁的护工要离开。一个是二楼的76岁老头,腿脚不好,每天缩在房间颤巍巍地给自己贴膏药。老头是为了帮儿子还赌债才来当护工的。但他已经干不动了,不打扫楼道卫生,也不给老人们送热水。祝可枝已经找好了接替他的护工,是个60来岁的老人。

另一个是73岁的老卫,头顶稀疏,佝偻着腰,整个人像一颗风干的橘子。严格意义上,老卫不是祝可枝的员工。一楼正对大门的房间住着一位8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前几年,他得了脑梗,瘫在床上再也起不来,被家人送进了养老院。老卫是老爷子的家人专门请来的护工,每月工资3000元。

最近,老爷子78岁的老伴正盘算着解雇老卫。两个多月前,老卫灌好了热水袋放在床上,直接托抱着老爷子放到了热水袋上,当即给老爷子的屁股烫出了两个大水泡。老太太来看望的时候发现了伤口,马上就做了决定,搬到养老院贴身照顾老爷子,同时寻找新的护工。

她一点也不满意老卫的工作表现,“笨,没读过书,说些要求他老是听不懂。”老太太压低了声音抱怨。她也嫌弃老卫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而且没力气,每次帮老爷子翻身,老卫一人干不动,必须由她一起配合。她最近看中了一位58岁的男护工,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老太太看了一眼正在打扫卫生的老卫,声音压得更低,“等新的来了,就换了他。”

老卫可能知道自己即将被解雇,也可能不知道。比起黯淡的未来,老卫更愿意聊记忆中闪光的过去。他说自己在全国跑过7个省,聊起外面的大城市,他的声音一下拔高了,眉毛仿佛要飞起来。他去过以小商品闻名的义乌、东莞,在那里当过搬运工;到过工厂林立的昆山、上海,是窝在大门口的一名保安;广州的新白云机场修建时,他是脚手架上的一颗螺丝钉。“我跑的地方多,吃了很多苦,见过世面。”老卫的语气里带着骄傲。

到了65岁左右,工地、工厂再也不接受他了,他回了农村老家。年轻时家里穷,家庭成分也不好,老卫一辈子没结婚,也没孩子。大半辈子在外打工,但他没有积蓄,“你讲这个就苦喽。”老卫的眉毛耷拉下来,转身给88岁的老人喂了一勺混着肉汤的米饭,老人没吃下去,口水滴落,拉成一条长长的银色弧线。老卫又耐心喂了几次,见老人咽下去才接着说,“我们做小工,我们挣不到多少钱。”口罩外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泛起泪水。

老卫会突然自嘲地说,干不动了,做完今年就不干了。但这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两年前,老卫唯一的妹妹出了车祸,他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妹妹。大概率上,老卫会进入又一家养老院,继续照顾比他大不了几岁,或是比他还小的老人们。他打算等不能动了,就搬进养老院。他的身体因衰老越发沉重。他还没攒够每月2000元的床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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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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