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

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这种见解对于乐于改变眼下这种诗词风气有志之士来说，无疑是难得志同道合之物了，再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同时第一次别开生面的提出了“造境”这种别开生面命题，什么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让人惊讶之余，细细体会一番，也不得不说佩服人家说的是那么回事，从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不仅如此，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 的创作方法。

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这种别具一格的说法，让时下的文人墨客感到惊奇的同时，也由衷的佩服，因此不少人对杨峥的这种“造境“极为欣赏，欣赏之余，不免也想来个造境，弄得杨家府邸一时好不热闹。

对于这种热闹，杨峥起先还能坦然应对，可来的人多了，尤其是那些根本写得狗屁不同的诗词也来问境界，就让他头疼了，勉强应付了几次，干脆闭门谢客，日子这才清静了些。

可好不容易应付了这些来“造境“的文人墨客，不曾想一次天狗食日竟引来了写青词的活儿，意外之余，不免感到头疼，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文字，自古一来就十分有市场，所谓青词又叫绿章。因在青藤纸上用朱红色字写而得名，青词本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献给天界神明的章表奏文，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唐代开始，翰林院专门制有《道门青词例》，规定了青词的体例，至此，青词进入官方序列。

青词的真正发扬光大，应该是明嘉靖年间，嘉靖对道教是异常入迷，明代因此出现了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词臣均以“青词”邀宠，官居宰相（大学士），故有是称青词宰相，其中尤以奸臣严嵩最为出名，此人字写得很好，但字写得好不能成为 严嵩长期能够把持朝政的理由，严嵩最大的优势是有个好儿子严世藩，严世藩据说长得肥头大耳，似乎还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但他强闻博记，对明朝的官僚体制异常熟悉，甚至某个地方的七品知县的名字他都能记住，也正是这门功夫帮助他顺利的掌控整个明帝国的官僚，卖官鬻爵不在话下。但严世藩最了得的功夫是写青词，据说严嵩能够得到嘉靖赞赏的青词全部出自严世藩之手。正是因为能写这些谀辞，严氏父子极受嘉靖宠爱，直到徐阶将严氏父子斗倒，而徐阶上位的重要手段也是青词这一工具。青词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佳作，但大致上文人写写自己的心境传递给上天也算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发泄渠道。当然，青词作品中也出现过龚自珍的“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的佳作，但绝非主流。所以历来为文人所耻，杨峥更是不屑，本以为打死也不会写这种文章了，可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天狗食日，皇帝竟中意他来写这种无病呻吟，无人看不懂的词藻，让他苦恼之余，也不得认真思索起来，要说这些全是词藻堆积的空洞文章，他倒也能写，可他毕竟是来自前世的人，勉强靠着初中高中学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