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开国六十年来少有的局面，他可不想这种大好的局面在他手中破坏，立即走上前，接过皇帝的话儿道：“皇上这话儿老臣觉得言重了，商人固然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如果朝廷坚持这种看似平等的却又不平等的做法，大商人固然有怨言，小商人却因生活无着落，难免惹是生非，引起朝局的动乱，因此这事儿不可不慎，群臣这么做，未必有意与皇帝对着干，也未必是挑战皇帝的权威，只不过是本着一分臣子的心，想让朝廷把这商业这事儿做得更好罢了？”

这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既给群臣此举寻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又给了皇帝一个面子，算是两全其美的说法，至于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了，但在面子上谁也不会去说破罢了。

皇帝面色缓和了不少，伸手在太子的头上轻轻抚摸了两下，淡淡的道：“话儿别说得那么好听，是不是如此，朕心知肚明，只不过朕敬杨爱卿所说有些道理，天下商贾固有贫穷与富裕之分，若一味的征收商业税，的确有些不公平，就算不少商人可以顾全大局，可以忍受，但朕也于心不忍，朕早就说过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岂能厚此薄彼，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有这个原则，又有多少不公平，商人税乃朕富强大明的唯一途径，杨爱卿以义利观标榜天下，这才是忠心为国之人，反观六部官员，身为朝廷重臣，不懂得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分辨不了公私的界限，光是把不谈利益当作清高，根本不晓得能够使人聚合到一起的正是财货，理财的道理便是道义。道义便是利益外衣，假若道义没有利处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这个道理他们不会不懂，只是选择了视而不见罢了，朕就不明白了，同样是君臣，同样说的精忠报国，为何远在苏州的杨爱卿能事事为朝廷将来着想，身在天子脚下，官儿，却事事只为自己，为家人，为同乡考虑，什么时候为朕的天下真正考虑过，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得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家填实京师，盖为此也。其在今日，为何不见昔日情景，难道是朕富商之家不如洪武永乐年，只怕未必吧，盖因这天下的财富都进了官员的家吧？”

这一番话按说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双方谁也没说，便也没捅破那一层窗户纸，事情就那个事儿，君臣都知道，如今皇帝想要收点商业税富裕国家，惠顾天下百姓，那么你们识相点给点银子出来，少吃一口你们饿不死，朕的国库也充盈了，天下百姓也因此减了压力，商人也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官家的好处并不见减少多少，可谓是你好我好的局面，心地善良的皇帝本以为这天下的官儿，在看到自己的文章后，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后，或多或少会知趣的不言不语，事实上这几日他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以至于这种给了皇帝一种错觉，大明的官儿虽说贪了点，聪明了点，但毕竟是饱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懂得不计私利，有大局观念、大局意识，能从大局出发，做一个为国为名的好官，可就在刚才他才恍然大悟，这一切不过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在利益的面前，这帮饱读诗书的读书人，什么道义，什么精忠报国都是假的，多日的隐忍，不过是为了今日这一举，今日自己若就此屈服了，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商人税那么简单了，而是皇帝的权威，这个看起来是皇帝一次脸面的问题，纵然就此算了，也不过是一次群臣的小恩怨罢了，可他却不这么看，洪武、永乐固然是天威不可侵犯，以至于朝纲独断，无人刚说个不字，即便是皇祖爷有修永乐大典，迁都北京，北伐蒙古讨平鞑靼、瓦剌，派遣郑和下西洋，建立内阁制度，开启东厂，疏通大运河一系列的大事，这些事以他身为皇帝的目光看，就有不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即便是这样的事情，在皇祖爷的时代，满朝文武可有半个反对的声音，没有，该做的都做了，还落了一身好，而到了自己父皇做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