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以前臣下奏谏陈词，都用上书的名称。古代“言笔未分”之时，不分君臣，互相来往都用书，秦虽改书为奏，但因为离古代还不太远，所以仍然有人用书。动静最大的应该算是汉代的缇萦上书，名医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动，不仅宽免淳于意而且废除肉刑。此后这种文体就一直流传了下来，只是用的甚少，到了唐代偶尔用“书”作为外交文书的一种。唐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但也不是不用，偶尔有几个御史需要壮大声势的时候，还是会拉着一帮官儿来个上书，当然了这种事也不能次次用，毕竟涉及的人数太多，一旦皇帝顶住压力，硬是咬牙不理会，这事儿也就没意思了，况且激怒了皇上带来的罪责可是人人有份，风险不小。所以极少有官儿这么做。

杨峥身为首辅，按说用不着这么做，可碰上了刘球这等一根筋也不好硬着推脱，先不说推得推掉，就说以刘球今时今日的名望，一旦自己不答应的事情传扬了出去，自己的名声毁了不说，弄不好还毁了自己先前苦心经营的局面。

”大人不妨先看看！”陈循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杨峥开口说道。

杨峥哦了声，忙将那奏章给接过，其实这奏章他看过，数日前就送到了内阁，大概的意思是说，古代圣王不做无益之举，所以心正而上天不反对他。臣愿陛下勤于御临讲经筵，引进一些儒臣，来讲解追求至上之道，务必使学问功夫到家，理性和判然可分，这样则圣心正而天心自顺。政令出自陛下自己，则权力就不会下移。太祖、太宗每天临朝三次，经常把大臣召到便殿处理百政，权力归总于上。陛下已登基九年，对于事体已经逐渐熟悉，愿陛下遵守二圣的成规，恢复他们亲自裁决政事的做法，使权力归一。

古代选择大臣，必定先询问身边的人，以及大夫、国人。大臣犯有过失，虽犯到大辟之罪也不用刑具处决，只将他赐死。现在选用大臣不曾都出于公论，到他们有了小的过失，便加以桎梏，拷打他们。但过了不久，又给他们复职，这很不是待大臣之礼。从今以后选择任用大臣，应使公论感到满意。大臣有小过，则放过不问。果真是不可原谅，也要交给法律部门定罪，让他们自作打算。不要动辄就抓起来，以便不违背他们供奉天职之意。

如今的太常，也就是古代的秩宗，一定要选得清明谨慎、熟习礼法的大臣，然后才可与神明沟通。如今太常寺正卿佐官都出缺，应选择儒臣，使他们掌管这一职务。

古代出巡考察行狩，目的是为了考察官吏得失，询问民间疾苦。两汉、唐、宋鼎盛时期，都多次派遣使者巡行郡县，洪武、永乐年间，也曾实行过。现在已久不这么做了，所以官吏多贪污残暴，民不聊生，而军卫之中尤甚。应选择公正廉明能干之臣，派他们分别巡行天下。

古代君主不亲自审理刑狱，一定要交付理刑官，是因为担心会凭自己的喜怒而在定刑时有所轻重。近来法律部门所呈上的案件，多是奉了敕令增减轻重。法律部门不能坚持原则上奏，到审讯别的囚犯时，又观望圣旨以为轻重，因此百姓多受冤枉，应该让他们各司其职。至于运转输米等作法，都不是古法，尤其应该废除。

《春秋》对于营造建筑工程，都加以记载，是告诫后人不要烦劳百姓。京师修建已五六年了，说是不烦劳百姓，但却役使士兵，难道军人不是国家赤子吗？况且工程多已完工，应该停工以解除人民的压力。

各地水旱灾害发生，有关官员既不赈济救灾，又不请减免租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