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名头？此话怎讲？”于谦一脸的茫然，那一把长须被迎面吹来的冷风吹得乱成了一片，差不多覆盖了大半张脸，但于谦仿佛没察觉一般。 眯着一双眼睛看着杨峥问道。

杨峥并没有立即应答，只是冲着王振一笑，道：“于大人尚且重名节，轻名利，更何况他人？”

于谦微微一愕，随即明白了这其的奥妙，古人做史官，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秉笔直书”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天祥《正气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的是古代的几个“良史”代表。在唐之前，按照不成的规定，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但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这儿情况发现了变化，大唐初年，李世民有感于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担心后人对自己的看法，让褚遂良负责记录他的起居注。有一次，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李世民问他：“我干了坏事，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一定要记。”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皇帝有过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人们都能看见。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记着呢！”

褚遂良是好样的，拒绝了李世民的“非分要求”。然而，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此打消。第二年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看国史的要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谏议大夫朱子奢劝他说没必要看，但李世民坚持要看，房玄龄便让步了。总算李世民是个有素质的帝王，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

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还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这事儿开了头，一发不可收拾，原本的规矩也荡然无存，史书俨然成了帝王美化名头的重要所在，似朱元璋那种不在乎美名的帝王微乎其微，小皇帝平日里看似什么都在乎，那是没有触动其根本利益，所以才能做到事事忍让，一副好说话的样子，可一旦触动了最在乎的东西，那么是另一番景象了，作为守成之君，小皇帝既没有太祖皇帝建造一个帝国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成组皇帝开拓疆土的勇气，连治理国家也不如自己的祖父与父亲，武的不行，只能来的，因此在名声小皇帝却十分看重，不管王振接着他的名义做了多少坏事，这个人说到底是他一手提拔的，惩罚王振等于间接的在惩罚自己，况且王振是跟着他的老人，多年来任劳任怨，凭这些尚未证实的事情杀了王振，难免落下一个刻薄寡人的名头，不杀王振一方面固然是有昔日情分这个原因在，但名誉这个缘由显然占据了六成，而王振显然明白了这一点，才显得不慌不忙。

“皇爱惜名誉不杀王振，算我们知晓这一点，也毫无办法，总不能逼着皇学唐太宗吧？”于谦嘟哝了一句，带着几分焦急，几分埋怨。

杨峥嘿嘿一笑，道：“于大人太小看皇了，皇不是不杀王振，而是寻不到合适的理由而已？”

于谦冲着杨峥翻了个白眼道：“欺君罔，密谋造反，这还不算理由么，若这不算理由，天下没有什么能杀王振的理由了。”

对于于谦话的怒气，杨峥也不在意，面依旧挂着几分笑容，轻轻吐了一口气后，耐着性子道：“欺君罔谈不，王振所做之事可都是打着皇的名义做的，虽然在这件事皇未必什么都知道，但以王振的聪明狡猾，不会一点都不说，所以在王振所作所为这件事皇是有知情权的，至于密谋造反，你既知密谋拿不出什么罪证来，既没有罪证，如何说王振谋反。”

于谦道：“敌人都打到了城门下，这还不算谋反？”

杨峥道：“咱们的敌人是曹吉祥，曹钦，可不是王振，最大的敌人眼下可在大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