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不敢？

历数那些比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乱，那就是因为中央下放了财权，军饷是将领发的，士兵对将领非常拥护，这才敢造反，不然像钟会，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给干掉了。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队政变（多的数不过来），推行了一场全面的弱军行动，什么以文治武、财权分离、下属限制等等，彻底灭了将领反叛的苗头，之后的朝代沿而用之，并进行改进，所以宋朝以后，武将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哗变，如苗刘兵变。

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一个又一个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世道之混乱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惊人的。

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混乱背后，是武人集团权力的极度膨胀。

而身为武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又经历过这种混乱的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心要终结掉这种混乱。

实际上，赵匡胤对武人集团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武人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军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将班底成功夺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团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他与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使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个夜晚，在东京汴梁城，赵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将们一起喝酒，席间，宋太祖向大将们表示，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诸将忙问其故，赵匡胤说：“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在太祖皇帝的疯狂暗示之下，大将们于次日上书请求罢免禁军职位、解除兵权，被厚赏之后退休回家。虽然这些人日后还有机会随驾出征、担任地方职位，但已经没有了可以左右时局的军事力量了。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终结掉了五代以来武人权势膨胀的问题呢？

显然没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让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疑难杂症解除，让千千万万的武人阶级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统治的一员，那皇帝岂不是太好做了？

实际上，解除亲信大将的兵权，只是宋初“削藩”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赵匡胤说自己宁愿当一名节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达了节度使职权已经近似皇帝的事实。这便是宋初面临的武将困境，即武将藩镇权力的过度膨胀。

从唐朝中期开始，因为战争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因此唐玄宗所设立的藩镇也从边疆一路设置到了内地。这些藩镇的节度使们不仅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其辖区内如财政、民政、贸易等控制权，均是独立领导，因此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就如同到了一个独立王国做土皇帝。彼时中央政权对于藩镇将领的统治，就如同春秋时代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极不稳固。

而藩镇内部，不稳定性依旧存在。

因为藩镇节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团中的一员，因此想要把持住辖区内的行政权，就必须派遣自己的亲信武将去担任行政官员。结果各级行政官员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团所霸占。这些中下层军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丰满以后，挑战节度使权威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就是名副其实的“武人政治时代”，所谓权随兵来。

况且对于赵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胁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团的支持，从军事首脑变成了国家首脑。无论他自己对于周国政权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于此是无法共享的，一旦以赵匡胤为首的势力做大做强，足以推翻中央势力的时候，这些渴求更进一步富贵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