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当然不嫌麻烦，因为这点麻烦是完全有必要承受的。

利用邸报传递小道消息是他此前在三慎园时就想好的办法，因为可资利用的资源是明摆着的——高拱前次和徐阶斗法的时候吃了科道的大亏，此次起复既然以辅臣掌铨，自然要往科道之中掺沙子，所以有打把的门生故吏进入科道，其中因为赵贞吉掌握了都察院，所以都察院那边掺沙子难度较大，于是不少门生进了六科。

朝廷邸报必经六科，那么一些搜集信息内幕之辈必然会想方设法走通政司和六科的门路，通政司目前够不着，但六科没问题——哪一科都有高拱的门生在其中，不利用一下简直说不过去。

况且，又不是要他们颠倒是非黑白，只是让他们私下散播一则比较传奇的故事罢了，而且这个故事虽然不完全真实，但其实真要说起来，差别也不是很大，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基本上也算是那么回事，这样就没有事后被追查的后顾之忧——我们是言官，我们风闻的消息而已，再说我们也没上报呀！怎么，我堂堂言官还说不得话了？你置太祖皇帝于何地？

而且高拱的门生弟子远比张居正的门生弟子靠谱，历史上高拱倒台，高氏门生表现最差的也不过就是假装自己没有跟高拱有太多来往罢了，而表现好的基本都是在张居正和冯保的打击下“死不悔改”，宁可被贬被罚，甚至丢官去位终老林下，也没谁站出来倒打恩相一耙，算起来都是比较够意思的。

张居正的门生就不同了，他们善于创造各种明朝历史记录，最著名的就是万历初年时，几名门生连续不断、公然弹劾自己的师相、当朝首辅张居正的事件。

其首发者，是时任巡按辽东御史的刘台，他于万历四年正月明发奏章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蔑祖宗法”。“疏上，居正怒甚”，廷辩曰：“国朝二百余年，未闻以门生排师长者，计惟一去以谢之！”万历小皇帝遂下令“捕台至京师，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

张居正的表现也很直接：“居正疏救，乃除名为民”，但光是夺官还不能让他解恨，于是又“诬台私赎锾”，“遂戍台广西，台父震龙、弟国俱坐罪；台至浔州，未几，饮于戍主所，归而暴卒”。是的，丢官不足以解恨，得丢命！甚至你全家都要因此得到惩罚，本相才能一解心头之恨。

然而很可惜的是，张居正对刘台的残酷迫害不仅未能震慑住反对者，还反而招来包括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等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弹劾。

万历五年，“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吴中行乃首疏反对，言“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并指出此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销变之道，无踰此者”！

为了响应吴中行，次日，“赵用贤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嗯，全是张氏门生，简直窝里反。

这就很尴尬了。

所以张居正大怒，“遂杖中行等四人。未几，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至“万历九年，大计京官，列五人察籍，锢不复叙”。

刘台、吴中行、赵用贤作为门生，为何敢于弹劾既是座主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权势的首辅张居正？

后世有些学者分析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继承明初以来文官敢言的传统，既然文臣敢谏皇帝者历代都不乏其人，而明朝文臣在这件事上又一直表现得格外积极，那么弹劾权臣自然不在话下。

二是张居正的确有可弹劾之处，刘台、吴中行、赵用贤等人所论都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弹劾张氏“擅作威福”和“夺情”两点，更有制度和伦理方面的依据；这也就是刘台自称“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