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泽被天下，惜农悯农，制诰以训。天下社稷，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终以重农悯农为要，诚推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而苏辙《元祐会计录叙》中则又言：‘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计其内。如此观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岁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独不以为异哉？”

说上干货就上干货，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他虽然只说了宋朝，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是以不必多说。

至于结果，当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高务实用了“不啻十倍”来形容。接下来还没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粮食大致估算的产量、布帛、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生产力”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他疏言：“故前宋岁入约一亿，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不过三成而已；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故臣言：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宽民爱厚，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圣人之所倡，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圣人教化，自也倡导仁政，然则税之一事，非独减免既以为仁政者也！

其为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