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生意上门应该是好事，毕竟京华虽然收费不高，但既然是买卖，就一定是有利润的，何况京华的运输力量本来就强，闲着也是闲着，多点生意有什么不好？

然而高务实却警惕起来，总觉得这件事的背后是有人推动的。而至于原因，则或许是多方面交织形成。要解释高务实这种警惕甚至怀疑，必须先说一下那个具有大明特色的粮长制度。

大明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颁布了《蠲两浙秋粮诏》，首次搞出来一个“粮长制”。该制度简单的说就是朝廷不再派遣官吏收粮，而把征缴重任交给村德高望重的村民，是为粮长。此诏中谕令：“……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

粮长制度首先在浙江实施，后来推行全国，成为了大明的一项重要制度。问题来了，老朱为什么要搞粮长制呢？

其实老朱自己在诏书中说得还挺明白的，搞出粮长制的基本原因出自“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深悯焉”。

元代官场腐败严重，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本来朝廷各种杂税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官吏们又借着征粮中饱私囊，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天然地对官吏带有仇恨，所以他出于爱护百姓的目的，就让民间自己收税。

按照老朱的想法，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向自己人收税，肯定不会太为难。此所谓“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同时搞粮长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公务员的配额，可以给国家节省开支。

因此，老朱在他的大诰中说：“粮长之设，便于有司，便于细民。所以便于有司，且如一县该粮十万，止设粮长十人，正副不过二十人。依期办足，勤劳在乎粮长，有司不过议差部粮官一员赴某处交纳。”

你瞧瞧，多好的政策！原来要养十个人、二十个人才能办好的差事，现在交给民间自己办了，只要派个人过去交接一下拿回来就完事。真是省人又省力，还不会出现什么欺男霸女的丑事，多么伟大光明正确。从大诰、诏书的字里行间，但凡识字的人都能看得出老朱对他的粮长制有多么满意。

于是乎，粮长制开始推而广之。大概是因为要产粮大户多承担社会责任的缘由，“田土多者”为粮长，粮长职位当然就落到了地主乡绅的手上。

毫无疑问，在封建专制社会，权利必然带来好处，而当权利给了有资源的人，自然就更是大大的好处。地主乡绅本来就是掌握相当社会资源的人，再坐上了粮长的位置，有了征粮的权利，诚可谓是如虎添翼，能得到大大的好处。

这好处首先就是可以借着做粮长中饱私囊。粮长的主要职责，是粮税的催征、经收、解运。按照规定，粮长先要领到官府的勘合，之后按照要求给里长下达征粮指标，然后里长再把任务布置给甲长，甲长再挨户征粮。

甲长收到的粮食之后，汇总给里长，里长汇总给粮长，粮长清点汇总完成之后，还要负责押运至指定地点，这样才算是完差。

很显然，在这样多层次的办事过程中，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各种方法巧立名目，营私舞弊，获取暴利。

比如就在洪武年间，就有个粮长叫邾阿乃的，他巧立名目搞出了一大堆名堂，诸如收舡脚米、车脚钱、脱夫钱、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等等。本来朝廷给他的收税定额只有一万石大米，结果这厮不仅收了三万两千石大米，还收了一万一千一百贯铜钱——他当然不是为了混个业绩出色，一万石大米之外的多余部分显然全部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这可不是个例，比如又有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人，私自附加了十八项税种，同样捞得盆满钵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朱元璋治贪极严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粮长腐败者，都会剥皮揎草。但是与其他贪腐情况一样，即便是在这样的严刑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