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不起！”谢渊将金银掷在地上，金元宝滚得满地都是，他掷笔怒斥：“为官若惧权压，何谈为民做主？按察使又如何？我这县丞的乌纱帽，是朝廷给的，更是百姓给的！”次日一早，他便亲携卷宗赶赴省城按察使司，历数王怀安与盐商的罪状，连盐商送给按察使的“生辰贺礼”都一并揭发。最终，王怀安与涉事盐商一并问罪，伏法之日，钱塘百姓沿街张灯结彩，鞭炮声从街头响到街尾。

百姓感其恩德，自发在县衙前的老槐树下立“清盐碑”，碑石是众人凑钱请石匠打磨的，上面密密麻麻镌满姓名，有盐工、有小贩，还有被救的老妇。立碑那日，老妇带着痊愈的孙儿来谢恩，孩子捧着新蒸的米糕，怯生生地递到谢渊面前：“大人，甜的。”谢渊蹲下身，抚着孩子冻红的小手，将米糕掰成小块，分给在场的衙役和百姓，笑言：“此乃百姓心意，当与众共尝，方不负其情。”他自己只吃了一小块，米糕的甜香混着汗水的咸味，在他舌尖化开，他在日记中写道：“为官者，当记此刻滋味——百姓的甜，才是真甜。”县衙的老差役后来对编修官说：“谢大人那几日高兴得睡不着，夜里总去碑前站着，用袖子擦碑上的灰。”

编修官将这节初稿呈至东宫时，特意附上了从钱塘县档案馆寻来的谢渊日记残页。萧燊摩挲着残页上“百姓的甜，才是真甜”的字迹，指尖微微发烫，他提笔在初稿旁添注：“本宫读谢公遗籍，知其初仕便明‘权轻不忘民重’之理，此为官第一要义。他在钱塘所做的，看似是清盐弊，实则是守民心——这等初心，便是我认他为师的缘由。”写罢，他又想起《民本策》中谢公自记此事的段落：“官帽上的纱料，皆出百姓之手，沾染污浊便是负民，便是负天。”彼时他正因户部呈报的盐价波动而烦忧，读罢这句，当即传旨严查各地盐政，朱笔在批注后又重重画了个圈，墨迹透纸。

卷宗末附的钱塘县志嘉靖版残页，是编修官从县学的藏书楼中翻出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虫蛀的痕迹，却仍清晰记载着：“谢丞在任半载，盐价平，民心安，商旅渐兴。昔时私盐贩子绝迹，盐工归家团聚者三百余人，县中孩童传唱‘谢公来，盐价跌，家家有盐腌咸菜’。”这段记载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当年的县学教谕所写，他在跋中说：“我本以为谢丞是书生愣头青，谁知他做事比老吏还稳，这县志我亲自执笔，不敢有一字虚言。”这些文字虽朴素，却如谢渊的初心，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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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门关外的风沙如刀，刮在人脸上生疼，谢渊以兵部尚书衔督边之际，恰逢匈奴左贤王率部来犯，更糟的是，戍边士卒已缺衣少食三月有余，军饷被粮官刘三克扣大半，不少人冻得手都握不住兵器。他入营首日，便撞见几个士卒在啃发霉的窝头，见了他便慌忙藏起，眼里满是畏惧。谢渊二话不说，命人将刘三绑来，当着全营将士的面，宣读他私吞军饷的罪状——“克扣军饷共计五千两，买良田三顷，纳小妾两名”。刘三哭喊着“求尚书大人饶命”，谢渊却拔出佩剑，剑刃抵着他的喉咙：“弟兄们在前线流血，你却在后方享乐，此等败类，留之何用？”说罢手起剑落，刘三当场伏法。他将抄没的银两尽数补发，对着将士们单膝跪地，立誓：“有我谢渊在，必令弟兄们穿暖吃饱——战死有抚恤，家人有安置；生还能归乡，茅屋有炊烟！”声震营垒，将士们无不落泪，齐声高呼“愿随尚书大人死战”。

他深知“兵贵神速”，旧的烽火传信法需两时辰才能将敌情传到关内，极易误事。于是带着亲兵沿边勘察三日，在地势高处增设十二座了望台，用“浓烟为号，短烟为警”的新方法，将传信耗时从两时辰缩至一炷香。有老兵质疑“这法子能行吗”，他便亲自在了望台上值守三日，示范传信，冻得嘴唇发紫仍笑着说：“你们看，关内的援兵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