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邦交之成，非独萧燊之智，实乃新政合力之功。楚崇澜统筹政务，孟承绪草拟良策，徐英核算财资，吴鼎执掌礼仪，地方则有李董、江澈、韩瑾等臣落实举措，文武同心，方能令使节心悦诚服。盖国强则外交硬，政通则邦交顺，此千古不易之理也。

萧燊不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吝技术之授，不贪小利之得，既保全邻邦体面，又彰显大吴气度，故能引万国来朝，开商盟之盛。其《柔远录》所载，非仅邦交之法，更含治国之道——以民为本，则国力盛；以信为基，则邦邻亲。

谢渊生前谋邦交长远，萧燊身后继遗志践行，君臣相承，如薪火传。安南为南疆屏，朝鲜固北疆防，商盟兴则财资足，农桑盛则百姓安，此皆邦交之连锁成效也。大吴中兴之基，自此更固。

后世论大吴邦交，皆以此次朝鲜、安南入贡为开端。盖其核心不在威压，而在互利；不在虚名，而在实利。萧燊以少年储君之身，悟透“协和万邦”之真谛，此乃大吴之幸，亦为邻邦之福也。

玄桢记三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