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

李承乾轻声呢喃。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明白侯君集这人不能长久。

起初是无奈，毕竟那时还没成气候，更何况早就跟贺兰楚石有所勾结。

但现在则不同，原以为牢狱之灾会让其幡然醒悟。

但终究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从性格缺陷到品性污点，从历史劣迹到现实能力的全面错位，这位曾参与两次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从一开始就注定与李承乾的新政朝堂格格不入。

侯君集的性格底色里，藏着致命的“武夫式短视”。

习惯了用刀光剑影解决问题，却从未学会朝堂博弈的沉稳与权衡。

治理天下需要的是房玄龄般精于算计的能臣、长孙无忌般擅长制衡的谋臣、魏征般敢于直谏的净臣，而非侯君集这种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夫。

在密室中被王伏胜三言两语煽动，就敢策划“复辟”这种灭顶之罪，足见其政治智慧的匮乏。

对李承乾而言，重用这样一个情绪失控、极易被挑唆的人，无异于在新政根基旁埋雷。

侯君集的品性，早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印证为“不忠不信”。

“忠诚”是底线。无论是房玄龄的“鞠躬尽瘁”、长孙无忌的“谨守本分”，还是魏征的“以谏为忠”，本质上都是对大唐、对治世的忠诚。

而侯君集的“忠诚”是有条件的，当权力未达预期时，他便会立刻反噬。

这种“三姓家奴”式的品性，让深知其历史轨迹的李承乾从不敢委以重任。

更何况，李承乾推行的实务科选官制度，本就旨在打破功臣特权，侯君集这种以功要权的心态，从根本上就与新政理念冲突。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侯君集的能力与新政需求完全错位。他是合格的夺权工具，敢冲锋、敢杀人、敢在玄武门的刀光中赌命，但绝非合格的治国能臣。

作为吏部尚书，新政推行了这么久，却连吏部的三维单都弄不明白。

而不让其进入军队发挥能力，本质是对权力风险的精准规避。

李承乾深知，侯君集在原本的历史中，正是凭借军权与野心走到叛乱一步。

他早年随李世民征战，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与军中人脉，甚至在攻灭高昌时独当一面，展现出将才的绝对实力。

但这种实力在侯君集身上，从未与忠诚绑定。

历史上他因私藏高昌战利品被弹劾后心生怨怼，转头就撺掇太子李承乾谋反，试图借拥立之功再登权力巅峰。

对拥有上帝视角的李承乾而言，侯君集的军事能力越强，意味着他一旦心生异志，手中的兵权就越可能成为叛乱资本。

军队是政权的根基，若让侯君集进入军队，等于将最锋利的刀递到一个已知会背叛的人手中。

与其赌他这次会不一样，不如从源头切断风险，绝不让他触碰军权核心。

侯君集的性格缺陷，在军队环境中会被无限放大。

他本就好大喜功，对功劳的执念近乎偏执，早年随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因封赏未达预期便牢骚满腹。

攻灭高昌后，更是认为自己功高盖世，对朝廷的弹劾怀恨在心。

这种居功自傲的性格，若放在军队中，极易滋生对上级的轻视与对权力的不满。

更危险的是他的野心。

侯君集从不满足于臣子的定位，他渴望的是通过军事功绩换取更高的权力，甚至试图干预皇权继承。

军队是等级森严却也最看重威望的地方，以侯君集的资历与能力，若进入军队，必然会快速积累个人威望，形成只知有侯将军，不知有天子的潜在势力。

届时他若再因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