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罪。他还在诏书中特意解释，说朝廷设置有进善言的旌幡和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木牌，其作用就是让进谏者畅所欲言，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事。

然而现在的法律却规定议论是非会被当做传播荒诞不经的言论，并以此治罪，这会使得群臣无法将心里的话说出来，皇帝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要废除这一条规定。

另外，汉文帝还在诏书中针对百姓解释说百姓有时互相邀约集结诅咒皇上，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倘若他还有别的言论，官吏又认为他在诽谤。然而汉文帝认为，这只是因为小民的无知，因为无知而被判死刑，他认为这很不可取。

到了诏书末尾，汉文帝还特别强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对他们不予治罪。可以说，汉文帝的陵寝连绿林赤眉都不敢去挖，那的确是有原因的。

至于最后王家屏所说治理谣言“最善者，则莫过于‘听歌谣于路’。”这法子也是汉朝的旧法。

这里说的其实是通过采纳谣言中的民意，来对进行打击。据《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魏书》记载，汉灵帝时期曾下诏“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意思是让三公举报政绩太差以至于使老百姓作歌谣批评的那些官员，并对这些官员予以罢免。

显然，这就不同于秦朝对待谣言严苛的制度，汉朝的做法是绝不能一棒子打死，反而要将其视为了解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在汉代，“举谣言”就成为地方官一个重要的职责，朝廷规定官员们需要做到“听歌谣于路”。

总而言之，王家屏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当朝者面对谣言，首先自身需要端正态度。

谣言的疯传势必会让人人心惶惶，使社会动荡，这是母庸置疑的。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执政者如果能做到端正言行，冷静下来了解谣言产出的基础，然后向百姓认真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则谣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比如说汉成帝时期，由于当时经常发生的地震、大水、日食等现象，民间也是谣言四起，但成帝对此没有严厉打击，反而先做了一番自我反省，然后端正自己的言行，罢斥了一批不作为的官员，同时改良政治，并派官员巡行天下，向百姓说明情况。

最后结果呢？是在消除谣言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非常好的先例，也正因为汉朝在这方面表现很好，所以王家屏将汉朝“听歌谣于路”的应对谣言之法作为“最善者”。

朱翊钧也没料到自己这番话居然引来一顿教训，更坏的是他还不好反驳这顿教训。他本来是打算先拿出架势镇住阁臣们，然后再施以君恩，让阁臣们服服帖帖接受“今日之事不过是一场意外”的结论，回头他们出了皇宫便能压制外廷与民间议论，最终把郑皇贵妃在此事中可能存在的嫌疑给摘掉。

没成想，他的计划虽然看起来没问题，可惜王家屏根本不吃这套。王家屏这个首辅虽然做得颇有些光杆司令的惨澹，但他的性格却很强硬——尤其是在“道德治国”这个程朱理学最为坚持的层面。

这就好比是唱歌，第一句就跑了调，后面还怎么唱下去？

朱翊钧心里大为光火， 却又一下子找不出补救之法，不禁气得眼前一阵发黑。

他两边太阳穴突突连跳，强压着火气再次扫视了众辅臣一眼，见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脸严肃，仿佛现在他这皇帝如果不听劝，最迟明日一早就要天下大乱了一般，更是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既然是“几乎”，那就是还有例外。朱翊钧发现，高务实虽然也面色严肃，但同时却眉头深皱，一脸担忧地看着的左手。

朱翊钧这才想起来，自己左手还抓着一块布帕，而布帕上有自己方才擦拭嘴角留下的血迹。

务实是在担心我啊！真是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