嗽”等简便易行的药方，每个药方都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比如“治痢疾：马齿苋一把，煮水喝，每日三次”。他让人把这些药方刻在木牌上，挂在医馆外的墙上，供百姓抄录，还派医馆的学徒讲解。河北爆发瘟疫时，他带着御医亲赴疫区，疫区的百姓都怕被传染，不敢靠近。谢渊却毫无惧色，亲自为患者诊病、熬药，甚至为重症患者擦身、喂水。左右随从劝他“避嫌”

惠民医馆开馆一年，救治百姓十余万人。河北百姓为感其恩，将《民间医方集》刻于石碑，立于医馆前。谢渊更在医馆设“产婆培训班”，传授接生之法，降低产妇死亡率，被百姓称为“再生父母”。

编修官在河北访得当年产妇家属，老人泣诉：“若不是谢大人的医馆，我家儿媳和孙儿都活不成。”萧燊批注：“为民者当顾其生老病死，谢师此举，暖的是万民之心。本宫读《惠民医馆记》，见其亲定‘药价减半’之规，便知其心，是以认师。”

卷宗附《民间医方集》残卷，“防瘟汤”一方旁，谢渊批注“加生姜三钱，孩童减半”，字里行间藏着细致体恤。

谢渊晚年以太保之职辅政，彼时萧燊尚在东宫，只知其为朝堂柱石，未及深交。直至谢渊辞世，萧燊整理其遗物，方得见《辅政录》手稿——“民为本，君为轻”“为官先做人”等语，字字珠玑。逐页研读间，见册中对东宫政务的批注：“太子批西北防务时，可兼顾戍卒家属安置”，才知谢渊虽未以师自居，却早已以国事为重，暗提点东宫。

有旧臣向编修官忆述：“谢太保辅政时，每见东宫处置有失，必以卷宗为引直言规劝，从不用‘师者’自居，只称‘为江山计’。”萧燊见此记述，旁补批注：“彼时本宫不知其深意，今读其遗录，方晓一片苦心。他虽未收我为徒，我却当以师礼敬之。”谢渊从不专权，凡事只陈利弊待君主定夺，《辅政录》中“储君需亲历，方能知民苦”的记述，更让萧燊愈发敬佩。

谢渊病重时，仍强撑病体，托人将批注详尽的《民生策》送至东宫，手札附言：“殿下记取，百姓事再小亦是大事，己身事再大亦是小事。”临终前，他召来亲信，将毕生心血凝成的民生杂记托付：“转交东宫，助他知民、爱民。”

萧燊审定此节，泪洒卷宗，批注：“谢公虽未及亲授学业，其遗录字字皆是教诲，足当我师。本宫能明‘民为本’之道，全赖他一生心血所成的遗籍。”他特嘱编修官将《辅政录》全文附后，供后世储君借鉴，扉页亲题“师谢公遗策，以民为心”。

卷宗附谢渊临终手札，字迹颤抖却清晰，末句“愿殿下以民为心，成一代明君”，道尽辅政之忠。

片尾

谢渊辞世后，萧燊整理其遗物，见满箱卷宗手稿，竟无半点私产，唯有一支旧银簪、半方松烟墨。他将《民本策》《辅政录》《漕运新规》等遗策奉为治国纲领，逐一推行——减免苛税、兴修水利、推广义学，桩桩件件皆以谢公遗策为基，大吴国力日渐强盛。

江南漕渠因谢渊遗策，多年无溃堤之患；河南因“金穗子”麦种，岁岁丰收；全国义学培育出无数人才。百姓自发在各地立“谢公祠”，香火不绝。有诗人题诗“谢公一去精神在，留得民心照九州”，传遍大江南北，成一时佳话。

萧燊将谢渊遗策刊刻成书，发放至全国州县，令官吏“每月研读，每季考核”。他常对大臣言：“谢师的遗策，非寻常文书，乃是民心凝结。”在谢渊遗策指引下，大吴渐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景象。

编修官整理遗策，见每本手稿皆有萧燊密密麻麻的批注，或“即刻推行”，或“当与《民本策》对读”，墨迹新旧交织，足见其研读之勤。萧燊审定此节，提笔写道：“谢师虽逝，其策永存；其心虽去，其魂永在——此‘师’之名，是本宫读其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