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土地和人口，可战争像一场蝗灾，啃噬完土地产出，便会开始啃噬土地本身。

贞观之治，是建立在前有隋末战乱清空了土地兼并的积弊，中有李世民的铁腕压制住官僚腐败中。

可只要权力结构不变，土地总会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吏总会找到新的敛财门道，就像堤坝上的蚁穴，看得见的能堵，看不见的，终会在某次暴雨里溃堤。

“殿下，”房玄龄看着案上堆积如山的文书，像是在给一个刚接手烂摊子的继承者上课。

“王朝就像辆马车，长安洛阳是华丽的车厢，而百姓是拉车的马。贞观初年，马肥车轻，能跑得飞快；可如今，马背上的鞍鞯越来越重，鞭子抽得越来越狠，有些马已经开始瘸腿，有些马直接倒在了路上。”

“去年润州水灾，淹没良田万顷，朝廷发了赈灾粮，可刺史把粮船开到自己的庄园，分给佃户的，只有发霉的谷种。百姓告到御史台，御史收了刺史的贿赂，把状纸压了下来。直到今年开春，灾民冲进粮仓抢粮，这才成了‘民变’，报到长安。”

这便是集权体制的致命伤，信息的传递永远比危机的蔓延慢半拍。当地方官把“饿殍”写成“偶有歉收”，把“民变”说成“刁民滋事”时，中枢看到的，永远是经过粉饰的太平。

很多王朝时代皇帝的‘昏庸’，也是因为实际的跟看到的是两码事。

李世民为什么不跟太子死磕到底，也是因为他知道真实的大唐怎样。

房玄龄其实对太子有些了解，或者说历朝历代上位的皇帝，哪个不想开疆拓土，青史留名。

只是这些功名需要累累白骨铸成。

房玄龄将这些血淋淋的账册摊在李承乾面前时，指尖的颤抖里藏着三重深意。

既是老臣对王朝的兜底，也是权臣对新君的试探，更是亲历过乱世者对“太平”二字的敬畏。

他太清楚隐瞒的代价了。

隋大业十二年，房玄龄还是洛阳的小吏时，见过郡县官吏将“千里饿殍”写成“秋粮丰稔”，将“民变四起”改成“盗匪渐息”。

那些粉饰的奏章堆满隋炀帝的御案，直到瓦岗军的旗帜插在洛阳城头，龙舟上的皇帝还在问“为何东都不报饥馑”。

这也是对陛下的隐秘交代。

陛下让他“多配合太子”，绝非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默许他将真实的江山交到继承者手中。

让太子在虚假的太平里继续穷兵黩武，不如让他看清疮疤，学会收敛锋芒。

更重要的是，他在赌李承乾的底色。

历代新君上位，总有两种路径，要么被旧勋贵裹挟着粉饰太平，要么撕破体面直面沉疴。

房玄龄见过李承乾在辽东治理，破城时不屠降卒，收编高丽兵时给足粮饷，这些细节藏着超越同龄人的务实。

他故意把“民夫饿死三千”“润州民变”这些刺目的字眼摆在最显眼处，就是要看看这位刚从战场回来的太子，眼里是只有“平定辽东”的功名，还是能看见功名背后的白骨。

他算准了太子的软肋，这位太子最在意的，从来不是史书上的“武功”，而是能不能跳出“父慈子孝”的轮回。

李世民与李渊的隔阂、李承乾与李世民的暗斗，本质上都是权力与人性的撕扯。

房玄龄把账算得这么细，是在提醒李承乾：若想避免“皇帝与太子的矛盾”，就得先让百姓活得下去。

当农户家里有存粮，流民能吃上粥，谁还会跟着野心家起哄？稳固的江山，从来不是靠霹雳火炸出来的，而是靠一碗碗能填饱肚子的粟米垒起来的。

“殿下。”

房玄龄缓缓起身，将最后一本流民名册推过去。

“老臣不是要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