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声顺着水流飘出十里地。

而千里之外的陇右道，却已三月未雨，渭水支流干涸见底，麦田裂得能塞进拳头，老农跪在田埂上对着烈日磕头，额头渗血也求不来一滴雨。

更可怕的是灾害后的连锁反应。七月中旬，河南道的洪水刚退，湿热的淤泥里便滋生出疫病，先是孩童上吐下泻，接着蔓延到灾民安置点，每日都有人倒在草棚里，连郎中的药箱都空了。

消息传到长安时，朱雀大街的早市都冷清了几分，百姓提着菜篮议论：“怕是要遭大难了，前隋末年就是这样，水旱之后必有大乱啊。”

可这一次，长安的反应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李承乾在东宫接到河南道奏报的当日，没等户部递呈章程，直接让人敲响了汇通司的铜钟。

半个时辰后，户部、大唐钱庄、稽查司、水师的主官已齐聚东宫偏殿，案上摊着河南、陇右的舆图，上面用朱砂标出了受灾州县。

“大唐钱庄立刻调拨五百万贯，分拨河南、陇右各二百万，留一百万备应急。”

李承乾的手指点在舆图上的郑州：“用汇票走加急驿站，三日之内必须送到州县官手里，让他们先开仓放粮，缺粮的地方，从江南道调漕粮补充。”

大唐钱庄的主事面露难色：“殿下，五百万贯是钱庄三成的储备，若动了……”

钱庄的储备，自然就是大户的存款。

“百姓的命比铜钱重要。”

李承乾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新政立钱庄，本就是为了‘通有无，济急难’，现在就是用它的时候。”

“汇通司发文书给江南漕运，让他们暂停往长安的粮船，先调二十万石糙米往郑州。”

“水师派十艘海鹘舰改走内河，从扬州运盐和药材去河南，船速要快，稽查司派人沿途护航，不许有官吏克扣。”

强势的独裁太子，容不得任何其他人的声音。

也没有人敢发出相左的意见。

这件事没有上朝廷，李承乾直接下令。

一道道教令从东宫发出，像细密的网，瞬间撒向大唐的每一个角落。

与从前不同的是，这些命令没有经过层层衙门的推诿，而是直接送到了州县主官手里。

这得益于新政推行的“县六部”制度，每个县都有专管救灾的“民部”，主官由吏部直接任命，考绩律里明写着“救灾不力者即刻罢官”，谁也不敢拖延。

河南道的灾民最先感受到变化。

郑州刺史王玄，接到东宫教令时，正对着空荡荡的粮仓发愁。

可第三日午后，加急驿站的驿卒就送来大唐钱庄的汇票，他带着汇票到汇通司设在汴州的分号，半个时辰就兑到了现钱。

更让他惊叹的是，第五日清晨，江南的漕粮船就到了渡口，船上插着“稽查司督运”的黑旗，押船的水师士兵直接带着“三维单”与他核对：“糙米二十万石，盐五千斤，药材三千包，核对无误请画押。”

灾民安置点里，县民部的小吏用算学册子登记人口，按“老弱妇幼每日两升米，壮丁一升半”的标准发粮，册子上的数字清清楚楚，谁也别想多领。

有灾民怀疑官吏会克扣，可稽查司的人每日都来查账，连米缸里的余粮都要过秤，发现有小吏偷偷藏了两袋米，当场就被摘了官身押往长安，告示贴在安置点门口，吓得再没人敢动手脚。

陇右道的抗旱则显出新政“调资源”的本事。

李承乾从关中调去的不仅是粮食，还有工部新造的“龙骨水车”和实务科进士。

这些年轻人带着图纸，在干涸的河床上教农夫挖渠引水，用算学算出最优的灌溉路线。

更关键的是，大唐钱庄给陇右的农户发了“救